银川骑 · 2016-01-08 · 来源：乌有之乡

      毛泽东并不是只拿大主意而对具体执行不过问。相反，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问题，他总是抓得很紧很细，【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一直抓到底。而周恩来也决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同样是一个战略家，有着重大决策的能力。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很多是周恩来共同参与的，而且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许多新的或没料想到的问题，需要果断地作出对策。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密战友关系是不可截然分开的。
纪念毛主席的好战友——周总理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他逝世将近40年了，且撰一帖以祭之。因为网上有大量挑拨毛周关系、侮辱周总理人格的帖子，且总理逝世后，据胡耀邦揭露：邓某人居然利用部分高干子弟煽风点火发起了一场四五运动以隐射周不拥护毛。这些都是歪曲历史真相的行为，故本帖要说明：一、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二、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周总理。
　　右边网友可能看了就生气，说俺瞎说。气呢也不要气，且看俺慢慢写来：
一、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周总理大家知道，比毛主席小五岁。他俩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
　　1913-1917年，周总理读天津南开中学、跟韩慕侠学形意拳八卦拳。毛主席那时候已在辛亥革命中当过半年兵、待胜利后退伍，又在1913年春考进湖南第一师范了。一中学生，一师范生，两人的生活没有交集。
　　1917年以后，周总理中学毕业赴日本求学，毛主席和蔡和森他们在创建新民学会。一留洋，一结社，彼此也没关系。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到北京和蔡和森等做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开创性的组织准备工作;次年春，毛泽东南下上海为出国勤工俭学同学送行。周总理1919年回国，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人造桥，一人过河。两人似有关系但也说不准。
　　周总理在法国期间，毛主席在李大钊帮助下进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并在其影响下受到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毛主席是行动派，随即返长沙主编《湘江评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接着又组建与参加【湖南驱张(军阀)请愿团】，反封建斗争不已。到1920年，毛主席已在湖南创建了共产主义学习小组。这期间，两人还是没什么直接的交集。
　　到了1921年，关联开始了。毛主席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总理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建党，一个入党。联系产生了。
　　在国共合作时期，毛主席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蒋介石之上。周总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蒋介石之下。革命不分高下，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见面点头微笑，但一个从政搞宣传，一个从军搞教学，估计关系还是比较松散的。
　　蒋介石412大屠杀以后，毛主席走【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建立红色根据地道路，周总理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走中央特科【红队】的城市秘密斗争道路。看看双方好像不搭价，然而在毛主席被排挤出自己创建的红军的领导岗位时，周总理是为【毛主席的冤案】说过话的。这点交集很重要。俺觉得周总理这个优秀品质很重要，许多评价都没有提到这一点，就是他服从真理，敢于为革命同志平反。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知道错了就改正，绝不再翻案。
　　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毛主席领导打赢了三次，周总理按毛主席打法又打赢了一次，而第五次则因博古李德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以致打败了。到遵义会议，革命危急关头，周总理就挺毛主席出来指挥红军。这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旗帜鲜明，这就是有大局观，这就是服从真理。
　　抗日战争时期，周总理开始时听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右倾机会主义。但毛主席的【独立自主的人民游击战争】他也是佩服的，所以拿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给白崇禧蒋介石看。后来周总理是真心佩服崇敬毛主席。特别是重庆谈判期间，周总理为毛主席的安全真的是十分精心的安排，完完全全做到了亲密战友应该做的一切，搞得右右现在对此还是十分羡慕妒忌恨。
　　周总理非常尊重毛主席，理解毛主席。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延安的时候，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多数人都考虑毛主席的安全，要求毛主席东渡黄河避险。毛泽东力排众议，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这样，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能好好地打胜仗。”许多警卫战士不理解。周恩来便对他们说：“航船在大海上遇到风暴，舵手坚守岗位，沉着驾驶，会给全船的人带来无穷的力量，这是战胜风暴的决定因素!”他自己也坚持留在毛主席身边不走。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反击印度、援越抗美，周总理全力协助毛主席指挥战争，确实是好助手好参谋好战友啊。在长时期的革命经历中，周恩来感到毛泽东总是比他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因此对毛泽东十分崇敬，努力照毛泽东的意见去做。毛泽东擅长宏观把握战略全局并经常有出奇之想，周恩来则善于将其在各个微观细节具体落实。他们的合作，是和而不同、差异互补。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成立了一个军事小组，有五六个参谋主管作战方面的工作，帮助毛主席指挥全国战场的作战。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事实上成了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得力副手。
　　当然，好战友之间也会有斗争，有争论。
　　比如1931年周总理到中央苏区后，参与宁都会议，拥护王明，夺了毛泽东兵权，自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就是夺权斗争。然而他在遵义会议时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让出红军指挥权给毛主席了，而且以后一直力挺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又如1937年12月周总理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同书记王明站在了一起，主张我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这是与毛主席主张的【独立自主的持久的人民游击战争】概念相左的。然而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给了他一个血淋淋的教训。而后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刘少奇等严厉批判他与王明路线关系，对他帮助也很大。
　　还有1954年4月积极参与对中央政府副主席高岗的斗争，致高岗自杀身亡。这也是与毛主席“加强党内团结，批评教育为主”的原意相左的。毛主席一贯主张，党内斗争、路线斗争主要在分清正确与否，不在整人。所以毛主席对王明、张国焘等对手都没有采取极左批判、定性反党集团、判刑事罪坐牢甚至死刑的，而是批判教育、安排适当工作，甚至亲自动员大家选举他们进中央委员会。主事权必须拿过来，不拿过来会误事;对人则给出路，团结-批评-团结，再不行也是个反面教员。意气用事，因路线分歧而清查刑究成千上万的党员，难免会误伤许多同志。所以周总理在文革中就汲取了这个教训，非常注意按毛主席的意见保护党内外被群众运动冲击的老干部老学者。
　　又如1956年1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总理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报告当时就被有些人质疑。当周恩来要毛泽东就此表态时，毛泽东没有说话。但是在同年10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提醒党内那种判断是错误的。随后的社会实际，给这两种不同意见做了结论：被划进“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右派知识分子在1957年开始大举向党进攻，反对社会主义。该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说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后30年补资本主义的课，咱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谁的判断更符合实际就更加清楚。更科学的提法，应该是俺以前帖子写的：【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的。(另一部分当然不是了。那是属于中外剥削阶级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也是这样。1956年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后，周总理一度“反冒进”，担心“萝卜快了不洗泥”，给群众生产积极性泼冷水。可是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毛主席一批评，周总理立刻就转过来了，并未抵制不干，还提出了大跃进这个口号。
　　那是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的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颐年堂接待罗马尼亚客人后，从颐年堂出来，向菊香书屋走去，边走边聊。
　　周恩来：“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个大跃进的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毛泽东：“噢，大--跃--进?”
　　周恩来：“是的。《人民日报》上都登了，南方有的省份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毛泽东：“嗯，这个题目好，拿来给我看看。”
　　周恩来找来报纸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遍，点点头说：“这个提法很好。”随即拿起笔在上面作了批语：“提法很好。”周恩来回到住所，把这一情况告知了中宣部的陆定一、周扬，进行了部署。很快，大跃进这个口号便在全国喊响了。(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99761ae60102vmjp.html)
　　而后在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上不少人把矛头对准大跃进的倡导者部署者周总理的时候，毛主席又主动承担责任，保护了周总理。
　　所以对自己顶撞毛主席的错误，周恩来总理曾对薄一波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弃权，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在以后的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持保留态度，但不要轻易反对”。
　　文革中，周总理是大力支持毛主席发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不仅在党中央会议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和十六条的表决时刻，举手赞成，而且对文革中的每一项具体工作予以细心实施。他细心安排每一次红卫兵检阅，亲自打拍子指挥革命师生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连续地听取红卫兵小将的意见作出指示。他积极遵照毛主席指示【抓革命促生产】，妥善处理大革命中各种难免产生的突发问题，注意团结各方面同志和朋友，拾遗补缺，真正起到了毛主席的好战友的作用。
　　1966年8周总理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会后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67-1968年，他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积极协助毛泽东领导文化革命，在党内同刘邓司令部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是刘少奇专案组组长，许多大案都有他的签字。他在刘少奇专案材料上批示“我完全同意你(江青)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1970年，周总理在毛泽东与林彪、陈伯达斗争中，坚决支持毛泽东，参与领导了批陈整风运动。9月，和毛泽东一起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阴谋。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2年2月，他协助毛主席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中美发表《联合公报》。9月，又协助毛主席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谈，中日发表《联合声明》。同年，因积极批“林彪极左”受到主张批“林彪极右”的毛泽东、党中央批评。中共九大、十大路线他都是赞成的。十大政治报告就是周总理作的。他不但参与了文化革命绝大部分决策，而且是主要执行者，他不但始终担任总理，而且主持大部分中央工作，说周恩来反文化革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1975年，他在四届人大的工作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文革以来我国经济工作的巨大成就，指出“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实际上，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4231.0亿元，占当时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是74%，农业的比重是26% 。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是一个真正的拥有独立自主的基本完整的全面实行公有制的工业体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这些成就也说明了周总理确实是毛主席的好助手好战友。
　　周总理晚年并不反毛。他病重住院期间，确有几个老干部找总理游说，希望总理发个话，同意对江青等采取行动，架空主席。遭到周总理严辞拒绝，并说了意味深长的话“如主席是装病你们怎么办?”。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反复批评他们，其中有一条是叫他们放过江青，不要再犯错误。他们不听，迫使周恩来带病参加批评江青政治局会议，阻止他们继续批判江青，结果被李先念等挡在门外。这使周总理很生气，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大意提醒邓小平等人再批江青就要犯大错误，谁反毛主席决无好下场。直到最后总理辞世，邓小平他们也没有拿到总理任何支持他们的意见。
　　或曰：既然周总理许多时候也不是赞同毛主席，有时还顶撞毛主席，还经常自我批评，怎么能说是好战友?俺认为，所谓战友，就是双方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敌人。观点有时不一致不要紧，关键是最终是否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目标而战斗。彼此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挚友的表现。“观点始终一致”不科学。如果始终一致，甚至盲从到迷信，那不是战友，而是粉丝了。如果观点不一致，最后分道扬镳了，也只能说他们原来是战友，后来不是了。这样说，比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若目标原来就不一致，是跟起走，则尽管观点一时相同，也只是同路人，不能算战友的。
二、下面说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周总理”的道理。

　　“没有毛主席，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邓这话俺觉得还是低估了毛主席的作用。应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像样的共产党，就不会有新中国。你再会摸也无用。你看党的一大有13位代表，其中4人(何叔衡 邓恩铭 陈潭秋 李汉俊)牺牲，1人(王尽美)病逝，3人(刘静仁 包惠僧 李达)退党，3人(陈公博 周佛海 张国焘)叛变。只有2人(毛泽东 董必武)一直坚持革命到开国。这两人中，毛主席的作用没有人能替代。建国时的五大领袖(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少了毛主席，谁也无能建立新中国;而只要有了毛主席，少了谁也能建立新中国。既然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那当然也没一系列共和国官位包括总理的了。以上是粗略的说。
　　纵览周恩来同志的生平简历，俺觉得他革命信仰是坚定的，活动能力是强的，记性好，办事周密细心，但也许运气不好，搞事总是失败。
　　比如他在法国搞了个青年团旅欧支部，自己任支部书记。可是这个支部在中国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也不清楚，帮助勤工俭学学生学习了什么也不清楚。连帮助邓小弟学法语也没做到。要学打桥牌和吃法式面包那在法租界里就可以学的，何必浪费毛主席蔡和森他们辛辛苦苦募集来的钱呢?毛主席为此还向章士钊借了2万银元，解放后用自己的稿费还了许多年!
　　再如他领导上海工人起义迎接北伐军，大获全胜，但胜利果实却被蒋介石勾结黑社会轻易夺去了。……又搞南昌起义，欲南下广州取得苏联援助再北伐，结果又失败了。若无毛主席创立的井冈山红色根据地，南昌起义余部投奔哪里去?……再后来，向忠发总书记叛变，上海党中央被破获，若没有毛主席创立的江西红色根据地，周总理逃往哪里去?……再后来，毛主席被打倒，靠边站，淡化处理了，红色根据地接着就丢了，十万中央红军过了湘江只剩三万。面临蒋匪重兵追剿，若没有毛主席出来把握全局，周总理又往何处去?毛主席这才是“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啊!……再后来，打鬼子了。若没有毛主席定下【独立自主的人民游击战争】战略，或右倾“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或“左”倾打运动战防御战，则共产党不亡在日本鬼子手里，也会亡在蒋匪发起的内战里，周总理又怎么生存?……等等。可见要有了毛主席领导，才会有咱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存的天地。
　　周总理年纪比较小。毛主席的指点和批评也是他成长起来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周总理】。所以周总理常年佩戴着大哥的教导【为人民服务】像章。解放后他一直担任政务院、后来改名“国务院”一把手职务，有没有让邓颖超去开个奢侈品商店让自己家族捞个几十亿美元玩玩啊?没有。不是他没有权力，而是毛主席的教导别在胸口呢!
　　周总理对毛主席的敬佩，还可以从他“我见事迟，路线辨别能力不强，犯有许多错误”“主席总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过多从战术上考虑问题。许多事都是毛泽东想得更远、看得更准”这些话里看出来。但是他这个想法毛主席不赞成的，所以晚年多次提出来帮助他。毛主席说他“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还在周总理一份请示报告上用红铅笔指出：“这是技术问题，要注意政治”。也就是说，你是总理，要从政治上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要抓大事，不要只关注技术上程序上的小事情。关切勉励之心淳然可掬。
　　毛主席这个政治挂帅的思想是一贯的，对所有同志都这样要求的。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就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指出：“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文革前，1962年2月6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所做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插话说：“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毛主席对周总理成长的帮助是不能忘记的。
　　咱们现在夸周总理，一般都会举一些他在外事上很机智的例子。
　　比如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再补充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试想想，没有毛主席，换了邓浆糊来，周总理还能说出这么铿锵有力的话来吗?
　　又如美国记者用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顿时哑口无言。——试想想，没有毛主席力排众议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野心狼，周总理还能有机会这样自豪的回答他吗?
　　这样的例子很多。毛主席打的底子好，周总理才有机会发挥他的聪明才智。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只拿大主意而对具体执行不过问。相反，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问题，他总是抓得很紧很细，【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一直抓到底。而周恩来也决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同样是一个战略家，有着重大决策的气概。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很多是周恩来共同参与的，而且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许多新的或没料想到的问题，需要果断地作出对策。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密战友关系是不可截然分开的。
　　所以现在咱们纪念周总理的时候，要注意洗清阶级敌人泼在周总理身上的污水，咱们不能忘记毛主席和周总理贯穿他们革命一生的战斗友谊，不能忘记继承他们的未竟事业，坚决地不屈不挠地推进实现共产主义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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