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论大跃进、十年浩劫、改革开放过程中人民群众私有心理导致的后果

　　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无论哪个话题都非常巨大。即便只谈两者之间联系，也千丝万缕，分布于各个层面。

　　常见的观点有从大跃进后走资路线崛起开谈的、有从官僚主义逐渐成为势力开谈的、有从所谓的毛泽东主席权威受损与刘权力之争开谈的。

　　这一切我都不谈，本文专门从群众的角度谈。有道是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群众，讲的是上行下效或投其所好。不过，还有相反一句话：有什么样的土壤，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官员贪腐是问题，但在很多地方即使人民群众遇到官司首先通门路送礼搞关系也是客观事实。那位不爱听了，人民群众送礼不也是被官僚的迫吗?谁闲着没事儿送礼给人?话虽如此，反过来人家可以说，人民群众都不送礼，领导不也得办事吗?这鸡与蛋的辩证关系实在不是某一方决定的。

　　莫说历史，即便现在，新中国诞生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群众的私心杂念还少吗?菜贩子短斤少两，卖服装的能坑就坑，小区里总有人占用公共绿地。有点优惠就争先恐后，争先恐后也没错儿，但你不排队直接抢啊。

　　就群众道德而言，如今的水准比文革结束时低了很多。之所以如此，在于政府又搞私有制了，要大家相互竞争，否则弱肉强食，“你是个劣败者”。再往前推，大跃进之后文革之前，人民的道德水准如何?再往前推，解放之后大跃进之前，人民的道德水准如何?与现在大致相仿吧。现在的水准在从为公到谋私的后半程。而彼时呢?解放了，人民欢欣鼓舞，共产党执政为公，人民的道德水准会提高一点，但因其来源于私有制，起步阶段，道德水准也不高。

　　对我而言，理解文化大革命，不是问题。但如何理解大跃进却一直是个问题。大跃进成绩和教训都十分巨大。成就不讲了，为什么会有教训呢?涉及范围极广。有分析毛泽东的，有分析刘邓的，有分析天气的，有分析美苏的，有分析外援的，有分析干部的，有分析石油的，有分析步骤方法速度的，有分析经验不足的……这一切我今天都不分析。我来分析分析人民群众，这个话题比较残酷，但我还是坚持问一句：

　　大跃进的受挫与人民群众有没有关系?如果说人民创造历史，有教训的历史是否也是人民创造的?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饥饿”，我曾问过好多人，为什么就吃不饱了呢?换来的多是迷茫、含混、支支吾吾。少数较清晰的有两条：1,粮食被调走了。2,“地瓜地里好多地瓜，但没人收”。第一条，一定是当地干部吹牛皮了，以所谓的成绩换个人机会。第二条呢?我看更多是群众自身的问题。这是残酷的事实，但却是事实。即“在大跃进时期，人民群众的私有心理还非常严重”。中国革命的成功得益于成功的农民政策，即将地主的土地拿来分给农民，于是农民拥护共产党。

　　大跃进要求合作社，实现集体化。以集体力量建设新农村，比如道路、梯田、水库、河渠、水旱田改造、制办效率更高的农具……等等。

　　问题来了，在集体化的过程中，农民是什么态度?贫农、中农、富农什么态度?一定有大批拥护者，也必然有一大批抵制者。明里不敢反对，心里不愿意。即便支持者，平日里劳动是否积极?也是问题。磨磨蹭蹭、慢慢吞吞、破坏农具、推诿扯皮、幸灾乐祸的现象必定大批存在。粮食好好种了吗?积极地收了吗?都是问题，按照私有制社会的逻辑，这粮食是公家的，不是我的，有一部分要调到外地的，我凭什么象给自己干活一样卖力?于是，出问题了。

　　反大跃进的那位于是咬牙切齿，“大跃进违背人性的自然规律”，“人都是自私的”，这么搞必定出事，出现饥荒，责任在共产党的合作社制度!一些群众支支吾吾，哭哭啼啼地讲“我们当时浮肿病”。哭哭啼啼值得同情，但支支吾吾讳莫如深又是为何?想必当年也消极怠工了，不好意思讲出来。所以，我必须非常同情又非常残酷地说“怀着极大私心的人民群众自己也有责任”，就象他们改制后被下岗也有责任一样!我见过国企员工20年前对国企冷嘲热讽却羡慕私企外企自己却混日子的!

　　进一步的问题来了，难道大跃进是胡来吗?大跃进的确急于求成了一点。但方向河性质是对的。

　　中国历史上的刚开国的王朝，清明一点的往往讲“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如文景之治。似乎中共当年也应如此，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榆木疙瘩右派秉持这个大错特错了的过了时的观点。不用社会主义或者左派来证明，清朝的林则徐、曾国藩、魏源、张之洞、李鸿章尚且知道“中国遇到了千古未逢的变局”。西方工商业文明在开凿自然的方面远较中国发达，你还继续小农社会不是等着人家抽吗?建国后的中国一旦“维持小农”，势必被美国和苏联凌辱，台湾的蒋介石都会很快回来。

　　农业规模化和城市工业化是必须的，大跃进就是实现这目标的总方针。只是步骤急了一点，而农民的私有心理又过于顽固，于是出了教训。

　　一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解决官僚问题的，没错儿。但不仅如此，文化大革命正如其名称所示的一样也是解决文化问题的。这里的文化指广义的文化，即生产生活方式。私有制经大跃进解决了一部分，但人民私有心理没有彻底解决，所以文化大革命要“斗私批修”，要深入“灵魂深处”。你闭上眼睛想一想，这两点是不是不限于“领导干部”?普通人民群众也有这两个问题。所以说，在人民群众的层面上大跃进与文革存在联系!人民群众好比土壤，如果人民群众怀私，领导干部更容易谋私。

　　最近在写《40年来的特色鬼话》系列，也许有读者看过。这些鬼话之所以能迷惑人，还不是你内心深处也有贪婪吗?不能只怪骗子。

　　大跃进受挫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央政策出现回调，出现“包产到户”的苗头，一度经济还不错儿。路线分歧又出来了。毛泽东讲“走资派在党内”就指这一类。如果只有领导走资倒好办，麻烦在于鼠目寸光的群众也跟着走私。为什么“一度好转”?因为“农民私有心理重”，允许他们谋私之后，他们就来了积极性。这个问题要不要解决?是任其发展呢?还是搞“文化大革命”、继续革命、改造人性、坚持社会化大生产?毛泽东选择了后者。于是，又有人说十年浩劫了。

　　不判断文革，继续往后看。文革结束时，人民的道德水准非常高。经济增速也在5-&%的样子，且没有通货膨胀。

　　1978年，有人说“积极性不高”，于是“大包干”。再过几年，城市改革也逐步推进了。部分农民最初高兴得流口水。工人以为自己可通过“物质奖励”赚更多。可是结果呢?只四五年以后，农民就摔了个嘴啃泥，粮食价格低化肥农药贵税高收费多，最终不得不变成盲流。城市工资不涨年物价飞涨，腐败横行，养老医疗住房均不保障了最后还砸铁饭碗下你的岗。个别发达的一定有，5%吧。多数工人农民呢?其私有心理得到了财富什么?得到了屁，直接把他们崩到底层与顶层差几十倍去了。

　　反身看看大跃进、文革、改革过程中公有私有及人民群众的心理变化，谁更英明?还是毛泽东，其他人只是精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