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上午，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桂梅获颁“七一勋章”。
张桂梅校长在现场发言中说，“小说《红岩》和歌剧《江姐》是我心中的经典，我最爱唱的是《红梅赞》。”
其实早在6月3日，张桂梅校长就已经在《人民日报》撰文称，“《红岩》这本书支撑我走到了今天”。
张桂梅生于1957年，在张桂梅眼中，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是一个“物质上匮乏”，却又“精神上富足”的时代。她在文章里写到自己读中学时的一段经历：
“演江姐、学江姐，她的坚强，她的忠诚，她的坚定信仰，她的无畏，成了我一生的楷模。当时，我便暗下决心，要以她为榜样，做她那样的人。”
2018年，“江姐”的扮演者孙少兰老师去华坪女中演出歌剧《江姐》，在拍摄校园风光时，张桂梅小心翼翼地靠近孙老师，把头靠在了她的肩上。
孙少兰老师在朋友圈里如实地记录下的当时的情景：
“她悄悄地靠近我，是因为我是演她最喜欢的江姐的人，她轻轻地把头放在我肩上，是因为她心目中的英雄离她更近，而我此刻是她与英雄灵魂对话的介…我不敢动，怕打断了她的思绪，希望她闭上眼睛那一刻真能看到她一辈子崇拜的女英雄，投入江姐的怀抱…她用她的生命在践行着先烈的遗志…我不自觉地泪如断线的珠子，串串滚落…”
18岁那年，张桂梅追随姐姐来云南支边，在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林业系统工作，从此一头扎进了大山里，立志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为贫下中农服务。
刚刚到云南的张桂梅被分配到青年队，参加林场建设，做炊事员；过了几个月，又去做团支部书记。刚参加工作时的条件艰苦并没有吓退张桂梅，反而和年轻的工友们打成一片，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在那个知青返城、伤痕文学兴起、控诉声浪倾泻的时代，张桂梅选择留在了大山里，成了少数的“逆行者”。
后来张桂梅从大理调到丽江华坪工作，健康出了问题，又遭遇家庭变故……2001年，走出人生低谷的张桂梅兼任华坪“儿童之家”福利院院长，深刻体会到山区教育资源的匮乏，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八九十年代早已死灰复燃，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在山区女性身上体现的更加明显，由此，她才在当地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下，创办了免费的女子高中，并坚持至今。
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而张桂梅校长在一个个人人为己、追求升官发财的时代，把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坚持下来，的确是“最难最难的”。而今的张桂梅校长，已经两鬓斑白，她用自己的大半生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答卷，正是毛泽东时代培养出了这样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一直激励着我，革命精神始终滋养着我。与‘江姐’们比，我差得远呢！”——通过张桂梅校长的自述，我们才知道支撑张桂梅校长把这件“最难最难的”事坚持下来的榜样力量和精神源泉正是来源于“江姐”。
去年10月，凤凰网的视频节目《舍得智慧人物》做了一期关于教师张桂梅的人物专访，把张桂梅校长炒作为“中国特蕾莎”，然后被媒体竞相转载：
这被民族主义者批作文化不自信，于是，某些媒体又开始炒作张桂梅校长“乞讨办学的感人事迹”：
提到“乞讨办学”，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被毛主席严厉批评过的《武训传》所宣扬的典型人物“武训”。
电影《武训传》受到权力和文化精英热捧的时代背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取得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开始。然而，有的人却不想继续往前走了，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所以，他们需要武训这样的人，在“新民主主义秩序”做不同阶级之间的调和剂，通过武训这样的人安抚劳动人民，而不是通过制度变革来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彻底改变命运。这是毛主席重视批《武训传》的根本原因，重要的不是武训这个人本身，而是吹捧武训的行为、现象和舆论导向。
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殊死较量的时代，无论是“特蕾莎”还是“武训”，他们都成了资本阶级调和矛盾的工具。
在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洗礼的中国，这样的舆论错位是令人惊愕的，但舆论错位背后“慈善办学”、“捐款办学”的做法却实际上早已大量出现……
当然，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局面的彻底改变本来就不是个体能够办到的。在阶层日益固化的今天，教育究竟多大程度上还能改变穷人的命运同样是值得怀疑的，但穷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却具有足够的正义性。作为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张桂梅校长做了她力所能及的事，这就足以令我们钦佩和学习。
“她的坚强，她的忠诚，她的坚定信仰，她的无畏，成了我一生的楷模……要以她为榜样，做她那样的人”——张桂梅校长的自我讲述，有力地回击了那些把她比作“特蕾莎”或者“武训”的舆论。——榜样是“江姐”，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义正词严给出的回答。
如果“江姐”来到今天，看到工农群众受苦受穷，她会怎么做？这是今天的青年人应该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