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五四，什么是五四?

　　老文重发，有感于这两天被提起的“五四”。

　　五月，总让人想把不同时空地域的青年群像拉平在一个广场上，历史辩证法在于：没有人是永远年轻的，但永远有人年轻。当一群年轻过的人也许走向陈旧，却总有另一群年轻人要将他们否定。

　　先从一百年前讲起，就在去年冬天欧战停战传来中国，北京为此举行了一系列庆祝协约国胜利的联欢晚会，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一派强颜取媚，拿帝国的光荣当自己的欢笑的样子。此时湖南许多学子都计划去法兰西开眼界，用“工读”的方法——这是法国在欧战中常用的招募中国青年做廉价劳工的方法。在离开中国前，这些学生们打算先在北京学习法文。一位刚刚从湖南一师毕业的年轻人帮助组织了这个活动，那年他母亲死了，已经断了回家的念头，但他并不想去欧洲，对于自己的国家，他认为自己知道的并不够。所幸他的教员把他推荐给李大钊谋一份职业，后者把他推荐去做北大图书管理员。

　　五月，鲁迅在北京安家置业。周日上午参加朋友父亲的葬礼，送了三元赙金，下午接待孙伏园这样的老乡，这看起来庸常无事的一天，以至于鲁迅在日记中不无平静地写道：“休息。”，不仅鲁迅在休息，东交民巷的外交官与大使都在家休息，此时因为巴黎协定而愤怒的学生大潮正好游行到东交民巷，欲向一战英美战胜国公使递交请愿书，无果，学生队伍遂离开东交民巷，浩浩荡荡朝向赵家楼而去……一把火拉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那年巴黎，帝国主义刚瓜分完果实，海明威从一战的战场上退伍，和所有小资一样往巴黎跑。他和庞德和乔伊斯结下了友谊。那是茨威格描述的昨日的世界，战后“国泰民安”的岁月开始了，他又重拾了对人类的信心，最好的章节留给巴黎；那年蔡和森向警予革命伴侣到驻法公使馆请愿，遭到警察镇压；隔年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周恩来登上法兰西“波尔多”号邮船，西涉重洋前往异国，开始了他的游学欧洲、追求真理的新征程，那时他对费边的社会主义很感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他要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拉他一起在巴黎正式形成共产主义小组。

　　“昨日的世界”一直持续到二战前夕，每天经过先贤祠的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李尧棠，在阴雨的黄昏中，站在卢梭的铜像面前诉说意大利工人被迫害一事（这个事件同样也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人广泛声援），他用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给自己取名，那时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教条被年轻人尤其是艺术家追捧。达达主义在艺术界烧杀抢掠，正如巴枯宁说：“破坏的热情也是创作的热情”，恐怕没有什么话比这句话让年轻的毕加索共鸣了，日后中年的大画家已经不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人民大众的政党，于是加入了法共，他在1945年特意为人民领袖毛泽东创作了一副油画，表达敬仰之情，回国人员飞机失事，画不知所踪。

　　中年的毛泽东抽着烟向斯诺回忆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经历，那会儿五四还没有爆发，他在北京，过的不算愉快，“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致于人们都躲避我”。在借书登记册上，馆员看到了傅斯年、顾颉刚这些在学生中如雷贯耳的姓名，试图与他们交流，但风光的胡适之的弟子们显然没有心思听一个馆员讲韶山话，还是留着以后去天安门城楼上讲吧。他还见到了在北大读书的张国焘、康白情，他们也成了五四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张后来演了一场建党又叛党加入军统反共的闹剧，康则到去四川军阀那里做了幕僚。

　　（五四时期，奉化一蒋某人也是一个进步青年，对马克思著作心醉魂迷，积极评价十月革命，盛赞列宁，并在日记里写道：“资本家不扫除殆尽，则劳动家无乐利自由之道。”“凡有罪恶，皆此种蟊贼所造成者也。吾以为革新社会，资本家与绅耆二者之中等阶级，须先扫除廓清。”，激进程度不亚于当下的网左青年。）

　　管理员对政治的兴趣在急进，他常常和去北大找一个叫朱谦之的朋友讨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可能性，并开始搞公社实验，七八个人睡炕上，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穷得北漂不下去了，他想于一九年三月和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到了上海。但他只有到天津去的钱，又从同学那借了钱去浦口。他在曲阜停留了一下，去瞻谒孔老二，之后回到长沙。当五四运动在北京勃兴的消息传来后，他备受鼓舞，创办了《湘江评论》，一个月后被张敬尧查封。

　　我们回溯性建构历史，会把毛泽东作为五四的一种果实，但某种程度上，这图书管理员也恰恰代表了五四边缘的那批人，他们进入不了五四的核心地带，这迫使管理员在未来要寻找与以北京的五四核心圈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去开启社会革命，去超越中心，去地方，去农村，属于第三世界。

　　另外一批稍微边缘的，比如鲁迅。北京的鲁迅已不再年轻，没有人永远年轻，他北漂七年，购置房产的压力是现实的，还要供着花钱无度的废物弟弟和周作人娶的日本太太。这个时候的鲁迅受到了其后辈们的挑战，他们认为鲁迅、蔡元培这辈人开启新文化运动已经有了保守的趋向，顾颉刚等共人同办了《新潮》，气势直逼当年《新青年》。鲁迅一年前曾在《新青年》以日记体小说形式呐喊：救救孩子！五四那代大学生则喊出“救救老人”的口号。

　　这样的新旧更替的辩证法同样显现在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那里，严复晚年越来越保守，欧战造成的文明灾祸，给他这样当年积极倡导西化君宪的人强烈的刺激，开始回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大力倡导尊孔读经，他对鲁迅这代搞新文化运动的小辈颇为不屑，即使鲁迅年轻时曾对严复其著作爱不释手，当年和严复一起宣扬新思潮的林纾还想去“挽救”一下要搞白话文的无知小辈，严复制止林，他认为，年轻人一时的激烈言辞只不过是“春鸟秋虫”，虽然聒噪烦人，终有会消逝的一天。

　　五四以后，胡适和陈独秀分道扬镳，前者质问后者“独秀，你坐下，哪有什么帝国主义啊？哪有什么帝国主义？”。大革命后，鲁迅开始左转，除了和右派们撕逼“人性”，写出了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他和茅盾还受到极左面的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他们为鲁迅扣了一堆帽子，什么“没落的封建情绪”“不得志的法西斯”，鲁迅理解这种大革命失败后学了马列词汇年轻人有意宣泄的情绪，但也指出这些批评没有击中要害。

　　五四的核心圈的自由主义者，开始游离于群众运动，少谈或不谈主义，多谈问题，问题是，没有主义你在谈谁的问题？胡适的弟子们将怀疑的精神用在学术，比如认为大禹只是一条虫，被鲁迅在《故事新编》嘲讽之。多年以后，顾颉刚在文革中被弄去扫厕所，学习的正是鲁迅文集。

　　五十年后的五月，晚年毛泽东赌上名誉发起了一场由边缘向中心斗争的革命。3M中的马尔库塞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和技术规制，导致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失去革命意愿，造反责任应该属于第三世界被压迫者和发达国家的边缘人，年轻人应该敢于去做造反的催化剂，又一个五月，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们开始效法文革走上街头造反，他们高举着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头像，巴黎的萨特和福柯手挽着手，和青年一并和警察在街头对峙；

　　居伊德波这些左派艺术家们，积极展开了和消费主义景观的搏斗，至死不妥协；借着反战，美国爆发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典型的嬉皮士运动，年轻人虽然费拉吸大麻，但可以肯定，没有多少人喜欢资本主义；昭和后期的东京大学生则开始在学校内布置路障，阻挡安保队员。

　　记得古巴革命时，在美国的米尔斯说嗅到了哈瓦那“新鲜的空气”，激动不已；格瓦拉辞了官去南美打游击，犯了冒进主义错误被捕，而革命后留在古巴的海明威回忆起欧战后巴黎充满激情的岁月，他感叹道，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筵，不管你到哪里去，它都会跟随你一生一世。于是有天把枪对准自己，张开口，结束了生命。

　　晚年孤独的毛泽东听到泰国总理那句“主席，世界可舍不得你这个头号大坏蛋离开！”，他高兴得拍着椅子扶手，站起来和在坐的每一个人握手，仿佛回到了他二十几岁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光芒。后来眼睛有疾，常流露出自己感情上的脆弱，当听到天灾人祸，不顾自己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眼含热泪，极为伤感，此时他不是“粪土万户侯”的图书管理员，不是“革命一定胜利”的李德胜，不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坏蛋，他有着未酬之事和隐忧，只奈六朝何事，只记门户私利。

　　巴黎那场受文化大革命感召的五月风暴沉寂下来，产业上游的国家终究不会自己去革自己命，毛泽东去世，格瓦拉被印在衬衫上被商贩们拿来挣钱，苏联进入了勃列日涅夫僵化的时代，里根和撒切尔、芝加哥学派的全面反攻，镇压劳工和学生运动，嬉皮士的理想进入赛博空间，是数字资本主义起点，只能出产阿桑奇这样的个人主义英雄。一切迹象都被颠倒过来。

　　文革后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们，以巴金（李尧棠）为代表写了《随感录》，晚年他忘记巴枯宁的名言，直言过去“缺乏个人权利和法制”，而李泽厚和刘再复这些青年文化领袖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感慨道：“十月革命带来了这么多的问题，整个20世纪，给我们人类带来了那么多灾难啊。”，八十年代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把这几十年革命视作未能摆脱封建余毒，而改开是现代化的开端，甚至连过去“五四”这样的现代性思潮以后也是“救亡压倒启蒙”，是有局限性的，间接催生了九十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至今很多保守主义者想到“五四”就想到“文革”，想到“精英被破害”，所以要告别百年激进。

　　东方松动，西方资本主义因为产业转移，同时把阶级矛盾转移走，福柯、利奥塔这种风暴时信奉过马克思主义者的年轻人，开始宣布宏大叙事解体，哲学上整体进入后现代的碎片化、一个无主体时代。

　　当然，时至今日，又到了一个重塑主体性的时代，新自由主义在08年到16年逐渐溃败，右翼民粹和社民主义都在欧美复活，这个时段既有点像一战后，又有点像五十年前，青年人的政治热情重新点燃。

　　在二十一世纪，年届七十的巴迪欧是五月风暴成长起来的毛泽东主义者，在《今天，做年轻人》里用一首诗结尾，这首诗的名字叫《远征》。远征一词的古希腊语意思是“来来回回重新启程”。为了达到一个难以企及的目的地，来来回回地流浪。一代人可能沉沦，变成结构的一部分，新一代就要把成长起来挑战这个结构。毕竟，没有人是永远年轻的，但永远有人年轻。

　　新旧更替无可避免，对于“新人”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在百年激进的翻滚中、岁月砥砺中保持初心、锐气，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不至于犬儒，最后在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和定位，这也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