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的解体一直是20世纪末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这标志着二战后冷战体系的瓦解。美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以及全世界各种左翼政治团体来说，无论如何看待后期的苏联，也都不能不承认苏联的解体，以及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倒台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是巨大的打击。
苏联这一庞大帝国的解体不仅让此后三十年的全球秩序被新自由主义体系主导，也带来了一系列国际公法的问题，其中最夺人眼球的可能就是俄罗斯为什么能够继承苏联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一问题。
虽然当年其余的加盟国都同意由俄罗斯继续担任常任理事国，但问题是独联体国家在法律上宣称自己是新的独立国家，那么是否可以继承苏联的国际条约和地位，就成为了一个国际公法上的问题。毕竟它们都承认“苏联将不再作为国际法和地缘政治现实的主体而存在。”
联合国创立时苏联的一系列操作也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为了应对自己在票数上的劣势，苏联要求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作为苏联主权机构一部分的情况下也享有联合国的投票权。在苏联强盛时期这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随着苏联的瓦解，这无疑使国际法中的继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总而言之，苏联解体绝对是国际公法领域的一团浆糊，为无数的研究者提供了进行学术分析和发论文的机会。
前段时间，我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在电视媒体中的一番讲话再一次激起了国内外舆论的严重关注。在一系列侵入式提问的情况下，主持开始询问克里米亚是否属于乌克兰。卢大使回答，“这取决于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历史上，克⾥⽶亚⼀开始就是俄罗斯的。苏联时期，赫鲁晓夫把克⾥⽶亚送给了乌克兰。”换而言之，第一，这只是看待问题的一种方式。第二，我们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克里米亚是否属于乌克兰；第三，这个问题不能用单纯的是和否来解释清楚。
严格而言，这段话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卢大使所描述的是某种基本正确的历史事实。这一事实可以更为严谨地表达为如下历史情况。1783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弱，俄罗斯帝国吞并了克里米亚汗国。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崩溃，苏联最终成为新的地缘政治替代者，克里米亚在1921年成为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被称为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1945年，由于二战时期克里米亚鞑靼人对纳粹的支持，自治共和国被降格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州。1954年，该州被移交给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理由有两个。一是为了纪念俄罗斯和乌克兰统一三百周年；二是“克里米亚省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经济的整体特征、领土的邻近以及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当然，实际上的理由掺杂了更多的政治因素，这可能与赫鲁晓夫为了获得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支持有关。
赫鲁晓夫究竟出于何种动机已经不重要。但这一转让显然让很多人心怀不满。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一问题再次被凸显。反对者认为这一决议违背了苏联宪法第18条，即“加盟共和国的领土未经同意不得擅自更改”。因为当时苏维埃最高委员会主席团中只有13人出席，没有达到会议的法定人数。
支持者则认为，从会议记录看，这件事已经经由当时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议会同意；符合当时苏联宪法的形式要求。但显然这是一个在法理上，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存在争议的问题。虽然俄罗斯在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里接受乌克兰1991年领土边界；但如果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那么1992年克里米亚议会已经宣布自己的独立地位，只不过迫于乌克兰的压力而不得不修改法律承认自己是乌克兰的一部分。甚至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时，采用的就是这一原则。
民族自决原则在国际公法上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考虑到政治现实更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本文不加以累述，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以民族自决原则，西欧可以承认南斯拉夫解体国家的合法性，甚至是科索沃的合法性；那么为什么不能承认加泰罗尼亚公投的合法性？事实上，绝大部分国家在使用民族自决这一原则时，似乎都有双重标准的嫌疑。也难怪卢大使的发言让西方人无法接受，本质上并不是因为国际公法被质疑，而是因为西方一直以来的双标特权遭到了挑战。
从后续访谈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形，卢大使以非常简练的语言表达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但这显然不能令主持人满意。尤其是考虑到主持人提问的目的，这种打太极式的回答无法满足收视率的需要。主持人随即将问题重新导入自己的轨道，提出，“对不起，从国际法看，克⾥⽶亚就是属于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可以讨论，可以提出争议，但从国际法⻆度，克⾥⽶亚就是属于乌克兰。”
对比去年卢沙野大使接受的一次采访，面对台湾问题，就不讲国际法而是扯“历史趋势”了，双标效果拉满
这一问题的潜台词非常明确，就是我不想和你讨论问题的来龙去脉，也不想和你讨论这是不是你们家以前分家产的时候是不是有矛盾，我只要你回答，是不是从现有的国际法看，克里米亚就是属于乌克兰。或者用一个更为专业的表达，在现行的国际公法框架下，克里米亚应当属于乌克兰共和国的一部分。
这是一种典型的辩论技巧，即别人在和你讨论实然问题时，你却说现在我们讨论的是应然问题。在这个技巧的逻辑中，实然可能与应然不一致，但应然才是事物的真正样貌。在这种情况下，卢大使给出了引发舆情的回答，即“从国际法的⻆度，甚⾄可以说那些前苏联国家没有有效的国际法地位，因为没有国际协议认定他们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
换而言之，卢大使也使用了对方的逻辑来回应，在这里讨论的也不是实际的情况，毕竟在现实上我国已经和前苏联15个加盟国建立外交关系，在事实上承认其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问题是，从纯粹的国际公法看（也就是应然的角度看），这些加盟国的独立地位是存在缺陷。
这一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针对波罗的海三国。与其他加盟国不同，波罗的海三国一直认为自己是被苏联强行吞并的结果。它们认为自己在国际公法中应该属于恢复自己的国家，而非将自己视为苏联的一部分。在政变之后，戈尔巴乔夫承认了独立。这一过程可以描述为，几个国家宣布自己重新从被占领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且获得曾经占领方的承认。
从政治实践看，这可能没什么问题。毕竟苦主自己都认了，那么别人可能也不会计较。但在应然的角度上，在苏联占领时期的领土处置是否有效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即波罗的海三国是否可以宣称自己实际占据的土地符合国际公法的形式获得要求。
另一个是针对除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三国外的剩余前苏联加盟国。这也是卢大使直接提到的问题，即“没有国际协议认定他们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的问题。
比如在签署《阿拉木图宣言》时，各加盟国都尚未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至少在法律意义上）。因此在应然的层面上，《宣言》并不能被视为国际协议。《别洛韦日协议》也具有类似的问题。俄乌白三国在发表声明时，也不是作为主权国家而存在。
事实上，在国际法的角度看，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所举行的“脱苏”公投本质上也不符合苏联的法律规范。这种地位未定论的突出问题，就表现在边界划分上。各方只是实然上继承了苏联以来各加盟国的行政边界，但不等同于行政边界可以自动转化为国界。
放在俄乌问题的语境下，俄乌的边界确实在应然的层面上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也是为何主持人随后敏锐地提到，“您意思是说，苏联解体后，边界秩序的问题仍未解决”的原因。卢大使则回应道，现在最主要的是实现停火。
可能换一个例子可以更好说明国际法上这种应然和实然的区别。大陆和台湾地区虽然在事实上已经很久没有进入战争状态，处于事实上的停火状态。但两个政权实体之间既没有签订停火协议也没有签订和平协议；所以在国际公法的角度看，两岸依旧处于战争状态之中。换而言之，内战依旧没有结束。
卢大使的发言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方面是立陶宛等国的一些政客要求法国将卢大使驱逐出境，另一方面，像立陶宛显然也不愿意争辩这个历史问题，抗议后迅速表示就此打住，毕竟立陶宛就是在台湾问题上跳得最欢的欧洲国家之一。而包括马克龙在内的一些政客不得强调“在国际社会中，边界的完整和主权是不可侵犯的”，以免对台湾问题的双重标准被反用到自身地区问题上。在国内到是有不少人认为卢大使的发言是“战狼外交”，认为这番发言引起了“友邦惊诧”，会让中国变得更孤立。
本文无意于直接讨论卢大使的话究竟会对中国的外交关系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本文的重点仅仅在于强调注意实然和应然的区别。卢大使是在主持人提出应然的问题后，站在应然的角度上指出可能存在的问题。这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回答，但至少不能称之为在逻辑上错误的回答。前苏联瓦解所造成的国际公法空白是一个直到今日都没有被完全解决的问题。
不过从前苏联瓦解问题的结果看，比起应然，各国显然都奉行非常现实主义的态度。无论是否应当被视为主权国家，但其他国家可以毫无顾虑地将前加盟国视为主权国家。这也是在台湾问题上搅浑水的国家们所采取的标准。最终，台湾问题也只能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解决。
采访中还有这么一段
而至于前苏联地区的国家主权问题，最有可能提出反对的苦主，苏联自己，都已经承认这一点并且烟消云散了。大概没有什么国家会为了死人说话，尤其是在死人不会带来任何利益的情况下。虽然强权往往未必是正义，但现实确实经常阶段性的将“正义”抛在了身后。
就如同苏联，虽然苏联后期由社会主义老大哥变成“红色沙文帝国”，但其崩解过程显然也并不是什么”正义打败了邪恶“的叙事，苏联解体造成的一地鸡毛中，一系列国际公法问题只是最表层的问题。俄罗斯经历休克巨创，大部分前成员国至今仍没有走出泥潭，而冷战的结束，失去了制衡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也最终彻底走到了历史的反面，而除中国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在这套秩序中彻底丧失了翻身的可能性。
有人说人类正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人说人类正处在后现代社会。在核威慑的底线下，在竞争中上升与发展是冷战时期的全球主旋律，而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主旋律，又是什么呢？
起码，不要再重复历史的悲剧了。
